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外国政要评价十九大

刘延东表示,人文交流是中美两国分歧最小、共识最多的领域。过去7年来,中美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取得丰硕成果,丰富了两国关系的内涵,也使中美关系更有温度、更具韧性、更添活力。中方愿与美方扩大人文交流的覆盖面,增强民众的获得感,提升人文交流的影响力。大学和智库不仅影响政府和公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而且影响下一代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希望两国大学和智库开展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联合培养高素质人才,为中美关系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多发积极声音,多做友好之事,以智慧和担当为中美关系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共十九大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的著作和实践处处充满着唯物论辩证法,但他毕竟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尽管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许多新贡献,但从总体上看,基本点还是毛泽东哲学的内容,还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创造出在性质上不同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范围内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样来给邓小平哲学定位,是郑重的、严肃的,也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自己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曾郑重地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5](第299-300页)我想,我们对邓小平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应该有同样的科学态度。

刘延东表示,中国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将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作出战略部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在过去五年里取得了非凡发展成就。中国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愿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对国际政治关系、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以及对建设多极世界、促进全球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

  6、运用辩证法和系统论的思想,分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第131-132页)的目标论;

来源:环球网

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总书记、议长扬德罗科维奇:

  三是邓小平在哲学的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创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哲学”,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际运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比较而言,在毛泽东那里,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兼而有之,既建构了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理论哲学体系,又把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倡哲学的解放。邓小平则以哲学的应用见长,他善于按照辩证法办事,把辩证法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运用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建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发展的“发展哲学”,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刘延东表示,今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5周年。45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45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不断向前发展,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鉴往而知来,我们可以从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得到几点重要启示:一是相互尊重,增进互信。双方要始终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发展利益。二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要始终聚焦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合作空间。三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不应把分歧作为对抗和冲突的理由,而是通过对话沟通,不断扩大双方共同点和合作领域。四是厚植友谊,共生共享。要通过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来源:人民网

 

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施静书、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分别致辞。三人均高度评价美中关系对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以及人文交流对于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的积极意义,表示将在各自领域继续为推进美中关系发展作出努力。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论坛开始前,刘延东会见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并与中美双方主要与会嘉宾进行了亲切交谈。

中共十九大意义深远,不仅将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繁荣确定发展路径,而且将有利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纽约9月26日电(记者徐兴堂杨士龙)当地时间9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席中美大学校长与智库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

  5、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和兼容性,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5](第236页)的发展模式论;

国际社会对中共十九大积极评价,相信此次大会制定的政策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共同发展。

  一是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哲学上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显示出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例如,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工作中的某些主观、唯心倾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强调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一致性,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决定论,恢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提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接受和欣赏个人崇拜的错误,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把爱护领袖和反对神化个人统一起来,等等。

俄罗斯总统普京:

 

巴拿马民主变革党总书记罗斯:

  7、运用矛盾力量不平衡和量变质变的原理,分析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提出“先富”带动“共富”[5](第152页)以及“三步走”、“三级跳”,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康为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等等。

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英明和有力的领导下,中共十九大制定的重要内外政策,不仅促进中国的进步与繁荣,还将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第二,邓小平所使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哲学,其框架体系也大体上与毛泽东哲学相一致。例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抓主要矛盾,要有全局观念;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标准,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这些概念、范畴、命题都是从毛泽东哲学那里学来的,邓小平哲学框架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仍然是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哲学的师承关系来看,可以说毛泽东、邓小平关系是师生关系、源流关系。

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

雍涛

中共十九大将为中国实现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宏伟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将把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索马里总统顾问和丹·阿布迪:

 

希腊社会党国际主席、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中共十九大释放出团结奋进的强烈信号,彰显了追求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坚强决心,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主席巴沙:

  第三,从历史任务来看,历史发展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的任务,主要不是体系创新,而是拨乱反正。即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思想混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别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因为实践证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没有过时,不需要另外去创建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体系。当然,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的创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有所不同,需要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作出完整的解答;需要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划时代的发展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需要经受长时期的实践考验。邓小平哲学不是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另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但它的确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因为:

中共十九大报告让人们洞悉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蓝图。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被证明是极其高效的,不但中国人民从中获利,全世界都受益其中。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雷迪:

 

中共十九大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未来5年,“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将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而且能促进民间交往、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承担的最重要角色。

  根据这种关于哲学和哲学家的区分,看一个人有没有哲学思想,是不是哲学家,不单是要看他有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是大部头还是小册子,而且要看他的著作、言论中是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孔子“述而不作”,他的《论语》是由他的学生记下的谈话录,老子的《道德经》也不过几千字,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毕生从事口头辩论,没有什么著作,只有由其弟子记录的一些对话,可是谁能说他们没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呢?我们也不能要求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兼哲学家的人同专业哲学家一样,更多地从事专门的哲学著述。意大利著名哲学家葛兰西说得好:“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3](第85页)如果职业革命家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在理论哲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应该称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如果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理论哲学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但他能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研究和解决具体科学或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理论上有所创新,这应该承认是应用哲学,可以称为应用哲学家。邓小平虽然没有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关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著作、言论之中,体现在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之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之中。尤其重要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道路、本质、动力、模式等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某些基本观点。由此可见,邓小平是有哲学的。不过,他的哲学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这种应用哲学具有哲理性、中介性、应用性,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邓小平有深睿的哲学头脑和哲学智慧,堪称我党在实践中运用哲学、运用辩证法的典范,可以算得上应用哲学家。这一点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国际社会从中国支持多边主义和维护联合国权威等举措中获益很多。中共十九大的决策更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新西兰工党主席霍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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