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阻止协议,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

2019年8月20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违规增持 信息披露
表决权限制 [ 导语 ]
大额持股变动违法的法律责任因敌意收购的增多而备受关注。我国现行《证券法》第86条规定了大额持股变动规则,具体包括权益披露规则与交易限制规则。监管者主要适用违反披露规则的法律责任对行为人进行处罚,但难以阻吓违法。因此,又有许多学者提出应长期限制违法者的表决权,但此种观点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让人产生怀疑。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龚浩川在《论敌意收购中大额持股变动违法之法律责任——基于证券监管与司法裁判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通过实证研究,在对大额持股变动违法的问题属性做出透彻分析的基础上,就大额持股变动违法的法律责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大额持股变动违法的问题属性

2019年10月1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法 公司治理 决议 [
导语 ]
在公司法语境中,协议与决议本是泾渭分明的两种行为,协议主要是当事人内部利益调整的问题,决议则涉及公司治理的内容,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将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混淆的现象。对于此种现象,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周游在《公司法语境下决议与协议之界分》一文中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界分决议和协议的意义,并对如何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提出了建议。
一、协议缘何“杀死”决议:中国问题反思

2019年9月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自治 股东
公司的治理结构原则 [ 导语 ]
股东压制是封闭公司的治理难题,为受压制股东提供有效的救济规则是公司法的重要任务,但目前我国公司法对此提供的救济手段过于单薄。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李建伟教授在《股东压制的公司法救济: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一文中,通过比对英国不公平损害制度与我国的实践,从公司内部治理、立法和司法三个层面,对我国股东压制救济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股东压制:一个通存的封闭公司治理现象

大额持股变动违法的实证考察

放松管制?

现象成因

从行为类型上看,大额持股变动违法分为违法增持和违法减持。对中国证监会及地方证监局自2001年至2007年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收集和分析后可以发现:敌意收购中的违法增持只是大额持股变动违法中的一小部分,违法减持和不以敌意收购为目的的违法增持才是主要部分,占到案件总量的90%以上。在这些占多数的案件中,由于行为人以获取收益为目的,而非以获得控制权为目的,因此对这些违法行为人采取“长期限制表决权”的规制措施没有意义。从实证角度看,长期限制表决权对大多数的大额持股变动违法行为难以产生阻吓作用。

受公司合同理论的影响,公司法的存在意义长期被认为是填补公司合同的“缝隙”。该理论主张放松对公司的管制,增加公司法当中的任意规范,故尊重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协议,似乎成为协议“杀死”决议最直接的理由。但放松管制的本质不是简化法律关系,而是在确保不损害其他主体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促进公司之组织和行为的多样化,使其无需拘泥于公司法提供的惟一的规则文本。故法律关系在放松管制的背景下不仅不能简化,还应明确协议的影响边界。

股东压制,通常是指多数股东利用其有利地位通过各种手段排挤、欺压其他股东,使后者不能正常参与经营管理或不能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其成因主要集中于资本多数决的滥用和封闭公司的特殊性。

大额持股变动违法的法律定性

保障股东权益?

问题的实质

对问题的法律定性影响着规制措施的选择。我国法律将大额持股变动违法问题定性为交易问题,而非组织问题。一方面,从立法目的来看,我国立法机关在制定《证券法》第86条时意在为投资者提供大额持股变动信息并提供充分的时间,方便投资者进行交易决策。另一方面,从规制范围来看,大额持股变动规则并不涉及保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管理层的“控制权”。

协议“杀死”决议还有一个看似合理的缘由: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学说的影响下,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逐渐丧失话语权。但在中国,股东把持公司治理是绝大多数公司的实态,司法实践中因为股东利益未受损而认定公司利益未受损,或是因为控制股东的影响而致使公司自认为利益未受损的案件非常多。我国公司法反映出一种极具特色的制度谱系:形式上力图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实质上实现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结合。故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股东强大的话语权掩盖公司的本质。

股东压制实为股东投机行为的结果。一方面,多数股东可以利用其控制地位,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侵犯少数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少数股东如受到过度保护,也可能因出资少、风险小而作出不利于公司和多数股东的决议。因此,股东压制本质上是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二、长期限制表决权:措施功能与实践效果

维护公司人合性?

二、股东压制的英国法救济机制:不公平损害制度

从实证角度看,长期限制表决权对大多数的大额持股变动违法行为难以产生阻吓作用。从法律定性上看,大额持股问题主要是证券交易问题,其问题属性与长期限制表决权恐怕并不匹配。即使是针对以获得控制权为目的的违法增持行为,采取这种规制措施也未必会产生好的效果。

非公开公司的股东在作出决策时,不存在由市场运作来修复其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与主观偏见的情形,故而公司人合性成为强化协议在公司治理当中地位的一项有力辩解。但公司人合性不是指股东之间的合意,而是强调公司对股东个性的重视,反映的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这说明以人合性作为承认协议在非公开公司治理中之效力的理由,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

不公平损害制度的立法表达

长期限制表决权的措施功能

因此,从综合保障股东权益与维护公司人合性这两点来看,承认协议效力,不意味着必须强制履行协议。这需要在公司法语境下明晰协议与决议的界限。

股东压制在英国公司法上主要体现为私人公司中的不公平损害行为。英国《2006年公司法》形成了目前的不公平损害制度,其规定提起不公平损害诉讼的条件为“公司的事务正在或已经以不公正的方式进行,不正当地损害全体或部分成员的利益,或者公司的任何实际或提议的作为或不作为或将会构成这样的损害”,且该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长期限制表决权”或“表决权排除”主要适用于三种情形:优先股;股东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公司持有自身的股份。可见,无论是用于缓解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是维护公司权力结构平衡,“长期限制表决权”主要用于解决一些重要的公司组织问题,而不是交易问题。

二、公司法语境下界分协议与决议的意义

不公平损害行为的法律构造

长期限制表决权的实践效果

实践中,当事人为了保有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往往会订立表决权拘束协议或一致行动协议。两者虽然具有一定联系,但差异也非常明显,分析两者的制度价值,能更进一步明辨协议与决议的区分意义。

不公平损害的构成要件不包括多数股东的主观恶意,因为该行为常常披着合法的外衣。因此法官主要从以下两个因素来判断:

大额持股问题是交易问题,长期限制表决权是组织问题的规制措施,二者并不匹配。这种错配不但在学理上存在问题,而且会在大额持股变动违法的交易问题外引发更多的公司组织问题。

首先,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一致行动制度的设置初衷是为了迎合监管的需要,其作为一种监管策略,是为了防止控制股东滥用权利,其要义不在于关注协议本身的效力问题,而在于这种关系究竟会对市场产生何种负面效应。因此,遏制控制权滥用的机制至少在理论上无法得出应当强制履行当事人所订立之协议的结论。

第一,股东利益受到侵害。股东利益包括股东作为公司成员的利益和合理期待利益,即私人公司股东对“管理收益”的合理期待。第二,存在不公平损害的行为,既包括非法行为也包括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法院在判断其构成时,以公平原则入手,以理性原则进行利益衡平与考量。

1.美国相关执法实践:问题属性决定措施选择

其次,表决权拘束协议一般是指“股东与他股东约定,于一般的或特定的场合,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决权,为一定方向之行使所缔结之契约”。对此合同法与公司法应有区分:协议效力认定的主要依据是合同法,除非公司法对于特殊协议的效力认定已有明确规定;而协议目的的实现途径,多涉及公司治理的内容,有必要省察公司法是否就协议条款的履行划定了边界。对表决权拘束协议如此区分,可体现两种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既可防止协议“杀死”决议,也能遏制决议对当事人自由进行利益安排的不当干涉。

不公平损害行为的救济体系

在美国,大额持股变动违法行为始终被法院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定位为证券交易问题,将立法目标聚焦于保护投资者,所以采取的规制措施均以强化信息披露义务为核心,没有向长期限制表决权扩张。

最后,由于公司法律关系复杂、主体众多且利益存在异质性,为防止部分人的行为侵蚀整体利益及公司持续发展,以决议为中心的民主决策机制需进行体系化完善,故而有必要在公司法框架下构建特殊的协议制度。

1.事前私人安排

2.我国相关诉讼的实证经验:属性错配的不良后果

三、协议与决议两种制度的公司法调适

根据私法自治的精神,股东通过章程、股东协议等对股东间的权利义务作出的约定,优先于法律规则而适用。依据合同法基本原理,任何违反股东协议的安排都具有可诉性,这赋予了股东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事前私人安排之于股东压制,不仅具有事后救济之功能,更具有事前预防之功能。

我国目前出现的相关司法案例在案件内容上,上市公司或其大股东一般基于收购人存在大额持股变动违法,请求法院确认相关增持行为无效、收购人不具有股东资格以及限制其表决权,或者目标公司已自行限制了收购人的表决权并作出若干公司决议以防御收购。在结果上,相关法院基本上都对收购人的表决权予以确认和保护。至于能否“长期限制表决权”,相关法院基本认为不应限制,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应该是法院已经看到或预测到这种问题属性与措施功能错配的不良后果。

既有规则的省察

2.事后司法救济

综上,“长期限制表决权”主要适用于解决组织问题,与作为交易问题的大额持股变动违法并不匹配。无论是通过公司自治还是法律强制予以适用,都会导致问题属性与措施功能的错配,这与法理不符,也容易衍生新诉讼,损害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法规定的书面表决制度与可以不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似乎体现出一定的契约特性,为协议替代治理找到了法律上的依据。然其本质,值得细细推敲。

《2006年公司法》第996条赋予法院在不公平损害诉讼中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院有权做出任何合理的法令提供救济,如颁布股份购买令等。

三、《证券法》第204条:被忽略的却更合适

一方面,将书面表决视为一种契约,显然不当。首先,股东书面一致同意所形成的文件为“决定”而非协议,其不仅需要股东遵守,公司内部其他机关也须依照决定执行相关事务。其次,这是一种“同意不开会+同意待决定事项”之“双同意”机制,即便股东同意待决定事项,也并未排除其要求召开股东会的权利行使。最后,不召开股东会而形成的决定同样产生决议的法律效果,因此,有关决议的规定可适用于决定效力认定的场合。

3.不公平损害诉讼与派生诉讼、司法解散之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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